谁做了什么？社会范畴和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度

专门调查社会人口组别可以发现，有些组别参与这类实践的项目数量相对高，有些相对低。 在这里我们深度挖掘这些组别，试图更加具体地了解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们参与非资本 主义实践的可能性会有高低。表三反映了我们所分析的组别参与各项实践的数目的平均值、 每组数目的差异以及总人口的平均数（6.29项）。特定组别间势必有所重叠，比如年轻人和 学生，他们处于光谱的上端，比如老年人和退休人员，他们处于下端。

社会人口范畴

表三：从社会人口各范畴上比较实践强度（注：*统计显著性水平：0.00；统计显著性水平：

0.01）

国外出生者参与实践项目的平均值为7，相对较高。这个组别中有很多人几乎参与了所有自给 自足实践：40.6%的人修补或自制衣物，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修理自己的汽车、摩托、自行车， 或在街上捡拾食物或有用物品。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参与了交换网络，与表二的平均百分比对 比尤为明显：1.照顾为非家庭成员的病患、老人和小孩不收取金钱报酬（32%比16%）；2.给 非家庭成员提供无息借款（48%比34%）；3.照顾别家小孩换取对自家小孩的照顾（6%比 5%）。国外出生者集中参与交换网络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倾向于聚集居住、互帮互助。有趣 的是，接受采访的国外出生者过得都相对稳定。他们中半数以上在巴塞罗那生活超过10年， 另外有四分之一在巴塞罗那生活了5-10年。668%的人年龄在25-49岁之间，37%的人称自己 是雇员。国外出生者的收入属于中低水平，35%的人收入为1000-2000欧元/月，另外五分之 一的人收入为2000-3000欧元/月。还有五分之一收入低于1000欧元/月，这部分人数与该组调 查对象所说的19%的失业率相符，也接近巴塞罗那的总失业率。我们把对国外出生者的实践 的分析与我们的移民座谈小组的结果联系起来，结论是移民比当地居民更愿意参与非资本主 义实践。当然这里的问题是，他们从相对传统的文化移民到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中：这就 显示出，在资本主义环境下，非资本主义实践并不足以带来舒适的生活，但他们可能出于人 际关系而乐于参与这类实践。

学生也是另类经济实践中的活跃组别。与国外出生者相似，他们的行为也集中在自给自足和 交换导向的类型。超过三分之一（34%比样本平均值16%）的人在街上捡拾食物或有用物 品，31%的人自己修理汽车、摩托或自行车。这个组别较少参与居家的自给自足实践，如种 植蔬菜或修缮自己的房屋，因为他们是我们调查的各年龄段中最无拘无束的组别。从交换导 向的行为上看，近90%的人（平均数为65%）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58% 的人（平均数为34%）与非家庭成员共享摄像机、工具或家用设备。学生有学生的优势，很 容易接触到其他学生的网络，在既有系统里与同辈交流，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大量参与交换 导向的实践。 从就业情况来看，中层经理非常积极。构成这个组别的大多数是男性

（64%），年龄大多在35-49岁之间（43%）。46%的人单身，同样46%已婚。绝大多数受过 高等教育，获本科文凭（71.4%）。86%的人修缮或粉刷过自己的房子，100%（平均数为 65%）的人给/向非家庭成员租/借书籍、电影或音乐，64%的人（平均数为34%）给非家庭成 员提供无息借款，64%的人（平均数为40%）曾从互联网上合法下载软件。43%的人（总平 均数为16%）曾无偿照料小孩、病患或老人。 男性比女性参加了更多实践——7.1项比5.6 项，但这可能是由于人口中的老龄组别里女性比例更高，而老龄组别很少参与另类实践。我 们从男性、女性所参与的行为类型里看出很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也许并不奇怪，劳动的性别 分工在家庭中和其他行为中依旧存在。比如55%的女性自制或修补衣物，而男性只有20%。 近一半的男性调查对象修理自家的家用设备，而只有22%的女性这么做。男性更可能参与科 技相关的行为，54%的男性（对27%的女性）从互联网上下载软件，34%的男性（对16.5%） 使用过自由软件。 未婚夫妇在另类实践中特别积极，也许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家庭通常都是文 化独立的。新来的巴塞罗那居民（居住时间少于5年）也非常积极。这符合人来到新环境中会 有的一种创业精神和自治的模式，这是人所共知的。 失业者参与项目数高于平均值，达7.6

项。他们的行为集中在自给自足类型的实践中，这也不奇怪。30%的人（样本总体是19%） 种植蔬菜自用。近半数的人（对35%）修理自己的家用设备，近70%（对56%）的人修缮自 己的房子。这是好理解的，因为这个群体在失业后有了更多时间，也只有更少的钱。

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另类实践的关系

我们的调查分析显示，受到经济危机负面影响的人比那些自称未受影响的人有更大可能性参 与更多的实践项目（6.52项比6.29项）。7在受到负面影响的组别里，就业状况遭受冲击的一 些人参与实践项目数最多，平均数达到7.4项。这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假设，经济危机爆 发使得另类经济实践的强度和广度有所增加。

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度之间也存在着有趣的关联（见表四）。总 体上说，那些不再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并希望看到变化的人，参与实践项目数也较高。认为 资本主义“很坏”的人平均参与了7.6项。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对他们的个人生活造成损害的人， 平均参与了8.9项，乐意更少地工作挣更少钱的人平均参与了近7项。我们还看到，那些相信 自己能为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的人，参与数也较高，达7.1项。

表四：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参与非资本主义实践的强度

有趣的是，那些愿意更少地工作挣更少钱的人基本分布在社会经济光谱的中低部分；其中超 过三分之一的人收入少于2000欧元/月。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较少地工作挣较少钱（56.3%比 46.4％），这是好理解的，因为持家和照料行为往往由女性承担。持这种态度的组别的年龄 分布相对平均；占比最大的次组别是35-49岁（27%），他们的收入水平基本达到稳定，而且 需要对一家老小负责。半数以上的人已婚，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的配偶也能对家庭收入有所贡 献，那么少挣一点对他们来说可能较易接受；然而还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单身或独居。

最年轻的组别（18-24岁）并未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强烈的负面态度或认为自己能让世界变得更 好。认为自己能对世界造成积极影响的人群大多分布在25-49岁间，受教育程度相对较好。我 们的猜测是，由于大多数18-24岁的年轻人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尚未感受到世界是多么的残 酷。

我们希望了解怎样的调查对象对资本主义会有消极或积极态度。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我们把 针对“你认为资本主义如何”这个问题的回答“好”、“非常好”、“坏”、“非常坏”拆解开来。在性 别、教育程度、年龄上，积极或消极态度的差别无法体现，直到我们考虑了收入情况。对资 本主义持负面态度的受访者中，有45%的人收入低于2000欧元/月。其中的大部分年龄超过64 岁（26%）。

在我们的分析中有两个关键发现。第一，人们所参与的非资本主义实践项目的集合是广泛 的，从降低生活开销，到连接当地或较远地区的社群，到帮助他人，到自给自足。第二，人 们对资本主义和它的圈套非常不满。而且祛除对资本主义的幻想与参与更多实践项目（高于 参与项目数平均值）之间的关联显示出，对主导的经济配置不满的人们，正在退出这个系 统，尽管是悄无声息的，他们在寻找另类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掌控自己的时间。虽然 对现状不满，但他们是乐观的，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相信自己能成为变革的力量。